啦啦队舞蹈

假如一部电影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历史创伤的仪式性招魂，那么2013年上映的《啦啦队舞蹈》无疑是其中最沉痛也最诗意的一部。故事从1965年印尼排华事件的幸存者视角出发，年迈的女主角重返故地，试图在面目全非的废墟中找到家族旧宅，她的记忆与现实交织，生者与死者在对白中自由穿梭。导演通篇采用固定长镜头与深焦摄影，拒绝特写带来的情感煽动，演员必须依靠形体与台词韵律带动情绪，女主角在片场几乎不与人交流，以维持角色那种被时间风干的孤独感。影片的声音设计极具野心，杜比全景声下，印尼甘美兰音乐的金属韧劲与市集环境的嘈杂人声形成两条永不交汇的音轨，象征幸存者永远无法融入当下的隔阂。该片在柏林电影节首映后引发长达十余分钟的掌声与泪水，其处理大屠杀题材时“凝视多于演绎”的克制手法，被广泛比较为可与阿伦·雷乃的《夜与雾》构成跨时代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