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朗长大

2008年的纪录片我在伊朗长大像一颗时间胶囊，它记录了北京奥运会前夕被拆迁的胡同里最后八个月的日常。导演团队没有采取宏观叙事，只是把DV交给五位即将搬走的少年，让他们互相拍摄。剪辑师从累计九百小时的素材中挖出一条亲情线索：一个女孩在废墟下挖出母亲当年的陪嫁搪瓷盆。全片的调色故意保留家庭录像的粗糙感，却在某些定格画面上加入宛如旧挂历的暖咖色调。配乐方面没有原创，而是由孩子们哼唱的童谣串联，那种即将消失的腔调后来被语言学家收录进方言语音库。该片入选阿姆斯特丹纪录片节，评审团特别提及它提供了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不同于官方的城市宣传。在数据层面，摄制期间跟踪的十七户家庭中，最终只有一户在原址回迁，这个统计学事实通过片尾如流水般的白字呈现，比任何呐喊都更具冲击力，也在影迷社区引发了关于“发展代价”的长线讨论。